中国足球转会史

▲2002年甲A摘牌大会

专业经济时代，足球队都属于体工队性质，那时候球员的工资、关系、户口甚至许多年轻人都没听过的粮食关系，都属于体工队，因此当时别说转会了，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

也有人才交流的，比如青岛的汤乐普、贵州的黎兵都加盟过辽足，但都是通过组织关系调动的形式。真正意义上第一个需要转会费的球员，是姜峰。

姜峰原本是长春市足球队的人，1987年足球队解散，他被长春市体工队录用，关系转到长春市体工队。1989年，姜峰被借调到吉林足球队，这可以套用今天的“租借”，因为姜峰依然隶属于长春市体工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足球联赛实行过很多奇怪的规则，比如积分相同情况下比较角球、任意球和头球得分（结果1985年联赛最后一轮，山东和大连5比5打平，10个进球里，一说有6个头球3个定位球，一说是6个头球4个定位球，总之大连队最后凭借附加分力压沈部获得第三，山东凭借附加分力压北京，北京降级）；又比如如果队中有国脚另有任务不参加联赛，球队每贡献一名国脚加一分。

姜峰原本入选了1991年的国奥队，但预选赛前徐根宝最终更换了名单，姜峰被退回原队。吉林队为了“国脚加分”的考虑，不让他参加这一年的联赛，姜峰只能赋闲在家。

没球可踢的姜峰在1991年5月做好了退役的准备。长春公交总公司听说后，征得本人同意，将姜峰的关系调到了长春公交总公司，姜峰成了公司业余足球队的一员。这在当时叫做转业。

听说姜峰退役，急需新鲜血液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和辽宁足球队赶到长春市公交总公司做通了工作，后者同意姜峰调到辽宁足球队。

那个年代没有经纪人，帮姜峰负责操作转会事宜的是《长春晚报》记者陈勇，因为姜峰的关系不能直接从公交总公司调到体工队，因此他最后是以长春市冰球运动员的身份转会辽足，转会费7.5万元。事后吉林队曾申诉表示辽宁队属于挖墙脚，但最终姜峰还是成为了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以转会方式加入中国联赛的球员。

▲姜峰

1994年，中国联赛职业化元年，这一年年底的成都金牛会议上出台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个国内球员买卖转会的细则。

1995年初，精明的广东人率先出手，广东宏远队主教练陈亦明花64万元从辽宁引进了黎兵，花42万元从四川队引进了马明宇，组成“兵马组合”。今天看来转会似乎很简单，按照足协规定，只要俱乐部肯支付转会费，球员愿意转会，便可达成交易。

但当时球员的关系都在体委体工队，广东队要买黎兵，黎兵是贵州体委的，借调到辽宁踢全运会。广东要花钱买人，但贵州体委说不想要钱，只想保留这个优秀的球员，让他作为贵州的一员代表国家队踢比赛。最后还是广东省体育局出面斡旋，才促成了这一中国联赛经典的转会手笔。

▲1995年甲A，黎兵（左）对抗张恩华。

1997-1998年，甲A联赛的自由转会制度达到一个高峰，前卫寰岛连出重手，在这一年将高峰、姜峰、韩金铭、姜滨等人招至队中，1998年又重金引进彭伟国、符宾等国脚。广州松日引进了高洪波和胡志军，大连万达抢得郝海东，谢峰转会深圳，庄毅转投北京国安、谢育新远走沈阳海狮。

为了吸引球员，一些俱乐部开始采取付签字费、给房子、开天价年薪的方式私下做球员的工作。

为了打击这一做法，1998赛季结束后，中国足协创造性地推出了足球历史百多年来的新制度——摘牌。

所谓摘牌，指的是球员有提出转会的权利，但不能选择下家，俱乐部将像菜市场买菜一样，按照联赛排名或俱乐部协商决定，依次摘下挂牌转会的球员，再根据上榜时球员的标价决定是否引进。

但被挂了牌，被俱乐部摘了，转会也不一定就能完成。1999年摘牌元年，山东队的宿茂臻就上了榜，标价300万元。当时申花的谢晖准备赴德国踢球，球队想引进宿茂臻接替他的位置。

申花也如愿在第二位摘得宿茂臻，但摘牌大会刚刚结束，申花宣布放弃引进，理由是转会费过高。背后的原因则是谢晖留洋不成，那一年申花新任主帅拉扎罗尼又希望引进新的前锋外援，因此也就不再花巨资引进宿茂臻了。山东也做了工作，最终留下了他，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山东鲁能最后还夺得了联赛冠军。

▲2000年转会摘牌，大连万达摘得申思，但最后转会也未能达成。

摘牌制度诞生后，每年春天，各支球队都开始了反间计、截杀、反截杀等工作，比如对外公开说要摘A球员，实际目标却是B球员；也有出现A球员整个冬训都跟随某球队训练，放风说如果转会不成就退役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球队和球员有再多的套路，在摘牌制度面前，总是有被强扭的瓜，尤其是当排名靠前的俱乐部打乱秩序、突然截杀其他俱乐部谈好的球员时。

2003年，申花原本计划第一个摘郝伟，但因为陕西国力抢走了，因此不得不改变计划，选择了原本想去上海中远的青岛后卫陈刚。有意思的是，摘牌大会进行的时候，陈刚正在机场，准备随上海中远队前往韩国拉练。在机场接到电话通知申花摘走他时，陈刚只能拿回自己的包，告别球队。

甚至有不少球员因此提前退役。

2001年，在山东队踢不上球的徐阳准备回八一俱乐部，双方也谈好了意向，但鲁能开出了一个令对方无法接受的价码，在已经摘牌的情况下，这桩转会宣布搁浅，结果徐阳在鲁能耗到约满，选择了退役。

2001年，广州球员彭伟军想从青岛转会力帆或申花，但沈阳金德截胡摘下了他。之后由于两家俱乐部就转会费无法达成共识，直到联赛开始前，沈阳队不愿意引进，原来的俱乐部青岛队则不想要球员退回，最终彭伟军未能注册，在28岁时就选择退役。

▲2012年《半岛都市报》采访彭伟军的版面

单纯维护俱乐部利益的摘牌制度与《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中劳资双方公平自愿合作的精神相悖，加之引发多次争议，到2004年底，中国足协终于废除，实行自由转会，每支球队拥有5个自由转会名额。

不过，球员如果想转会，必须在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请，而且必须得到俱乐部盖章确认同意，同时附上球员工资收入证明和以此为基数计算出来的转会费数额。

和原俱乐部合约到期的球员就能自由转会吗？也不是。当时足协规定，球员结束合同年限后，原俱乐部对球员还有30个月的所有权。

这些不平等的条款，一直到2010年底才真正废止。促成废止的，是2008年李玮锋自由身加盟水原三星，2009年周海滨和冯潇霆分别自由身加盟埃因霍温和大邱FC。

尽管中超俱乐部抗议，表示球员仍是自己的人，但因为自由身转会符合国际足联的转会规定，三名球员都得以成功转投海外其他俱乐部。这反过来终于撬动了中国足球落后的转会制度，2011年开始，中国联赛才进入了和国际接轨的自由转会和谈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