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卡纳瓦罗一样，执教国足的前两场比赛都输得“体无完肤”
原文链接（含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wzsoWFWsKEZtwCxyE-crVA
终场哨响起，卡纳瓦罗看着球场上“生无可恋”的中国足球队队员们，又一次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迷人微信。就像他率领意大利队在200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时候那样，至少缺少了一份轻松。
3月25日，面对同样来自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全场难觅机会，反倒被对手攻入一球，以0：1败北。加上此前首轮0：1输给泰国，国足以两连败且一球未进的成绩，结束了本次征程，这也是国足连续第二年在中国杯比赛中成绩垫底。
连输两场之后，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卡纳瓦罗陷入到一种“信任危机”之中。实际上，卡纳瓦罗和他的历届前任一样，过往多年的那些来来去去的国足外籍教练们，都曾在执教早期遭遇到“信任危机”，尤其是那个26年前的国足“洋教头”施拉普纳。
在施拉普纳执教中国队的前两场比赛，也是输得“斗志全无”。
01
吉隆坡，1992年1月30日，奥运会预选赛。
徐根宝率领的国奥队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最后一场对阵韩国国奥队。结果，中国国奥队开场9分钟就连失三球，最终以1比3告负惨遭淘汰，这也成了中国队“恐韩症”之说的起源。
也就在这一天晚上，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总经理方宏一夜未眠，中国足球队的再次失利让这个汉子感到深深的屈辱与无奈。他觉得中国足球总是输球的原因，主要在于教练员不行。
一个“聘请洋教练执教中国足球”的念头油然而生，方宏觉得对于年盈利数亿元的大众公司来说，每年拿出一小部分利润就已经足够满足一个洋教练来华执教的费用。方宏的这个想法在第二天就获得了上海大众公司中德双方工作人员的赞成，最终大家达成一致：“第一，由上海大众公司出资，为中国队请一位世界足球强国德国的一流教练；第二，为了确保洋教练能起到应有作用，请来后一定要让人家担任有职有权的主教练职务。”
但是，这个新颖的想法，对于当时的中国足球来说，甚至中国体育界来说，都是一个观念意识的大事情。国家体委能不能同意？中国足协能不能同意？球员支不支持？球迷如何看待此事？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方宏面前。
“还是先请新闻界把这件事端出来，听听各界反应吧。”方宏想出了这一招，此后回过头再来看，方宏当年的这一招“逼宫”是非常明智的。
1992年2月3日，《新民晚报》以一篇名为“为足球拜年——‘大众’三巨头昨晚为中国足球找出路”的文章独家披露了上海大众想为中国足球聘请外籍教练的消息，并且专访了上海大众董事长陆吉安、总经理方宏和副总经理斯蒂芬 ●梅斯曼。
此消息一经见报，立即在中国引起大轰动，“洋教头”突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2月10日，方宏与梅斯曼致函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和中国足协，正式提出：“由上海大众公司资助国家足球队聘请一名一流的德国教练，目标是明年冲出亚洲。”
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王俊生回忆，他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这则消息，感到非常兴奋和高兴，毕竟这是中国足球利用社会沉淀资金，接受大额赞助的一个开始，“经与孙宝荣、杨秀武研究后，我们决定派马克坚前往上海了解情况。”
中国足协为此也专门开会研究了聘请洋教练执教中国足球队的事情，根据当时的形势，大多数人都是同意的，但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时任中国足协秘书长的马克坚。
新中国的足球历史上，中国足球也有过洋教练，如匈牙利的阿姆别尔和萨宝 ●贝尔、阿尔巴尼亚的鲍里奇、阿根廷的赛莱斯特、德国的古迪 ●古德尔多夫等人，但是这些教练员都属于文化交流派来的，并非中国足协出资聘请的。真正出资聘请洋教练，对于中国足协来说，还从来没有过。究其原因，一是足协没钱，缺少维持外籍教练工作的经费；二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当时中国足球对外国足球的了解并不多，并不能准确找到合适的外籍教练。
马克坚回忆，他当时内心认为聘请外籍教练很困难，“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了解，工作起来很困难；二是难以请到高水平的外国教练；三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但在当年的会议中，马克坚的反对意见没有被接受。
由于中国足协需要将此事汇报给国家体委的党组，因此等待党组批示的时间略长，上海大众公司那边觉得中国足协有点“怠工”，就将此事通过报社以内参的方式向上级领导进行了反应。
3月30日，新华社发了“金钥匙民意调查”活动在广州揭晓的新闻。调查结果表明，在近20天时间里收到的333499份调查表中，有216501份认为应聘请外籍主教练，比例高达64.92%；而持反对态度的，仅有6657份。
这也印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被“逼宫”的中国足协派了马克坚去上海，与上海大众公司的方宏、财务经理本德林以及办公室负责人余亮坤、徐斌等人进行了一次会谈，协商出一个合作方案：德国教练员由中国足协挑选，而费用由上海大众公司承担。
1992年5月，德国足协回电推荐了一位教练员——克劳仲（后被翻译为埃克哈德•克劳琛，就是后来2005年中国“黄金一代”国青队的主教练）。与此同时，在德国踢球的前国脚古广明向中国足协推荐了他的教练员施拉普纳，这是施拉普纳第一次进入中国足协的考察范围。
有了两个人选之后，中国足协的“洋教练”选拔进入实质性阶段，马克坚前往德国考察并作出选择。
5月7日，马克坚在德国足协见到了技术部主任施密特，此人不仅介绍了两位备选教练的经历和特点，而且重点推荐了克劳仲，对施拉普纳仅仅做了客观的介绍，并“声明他们没有施拉普纳的个人档案，所以不详。”
求贤若渴的马克坚在当日下午5点就约见了克劳仲，此次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尽管克劳仲表达了对执教中国足球的兴趣，但是马克坚“感觉他对中国足球的信心有些空洞”。
改变中国足球历史的瞬间，就是在当天晚上的一位客人的到访，历史的细节往往都是细枝末节的影响。
这一天晚上，古广明来访马克坚，详细介绍了两个德籍教练员的情况。5月8日，施拉普纳夫妇在一对华人夫妇的陪同下，与马克坚等人在法兰克福相见。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02
对比了克劳仲与施拉普纳之后，中国足协最终确定了国足主帅是施拉普纳。
马克坚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了中国足协选择施拉普纳的理由，“一，施为‘土生土长’的德国教练，对德国足球的历史和现状有切身体会和理解，掌握德国足球的最新进展及相应的训练方法。二，施为现职教练，在德国颇有声誉，一般认为现职教练不可能到国外执教，特别是有声誉的教练。”
相比之下，马克坚认为，两个教练的最大区别在于，“克劳仲能‘随机应变’，可以应付各种需要，但对搞一个队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实际经历，而施拉普纳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带队成功过的实际体会，这对于我们认真学习德国的经验并为我所用有益处。施拉普纳曾把属于丙级队的曼海姆队带到甲级，并打入德甲前六名，当年被评为年度最佳教练。”
不过，施拉普纳的球员生涯非常一般，甚至可以说是不值一提。施拉普纳出生于1942年，他19岁时在自己的家乡球队兰佩特海姆足球俱乐部青年队开始的足球生涯，球员时期只踢
过一些业余联赛和低级别联赛。
1976年，施拉普纳取得了联邦德国甲级教练证书，之后他继续在科隆体育学院学习足球管理课程，在1980年拿到足球讲师证书。
施拉普纳是在1982-83赛季成为了曼海姆队的主教练。 在得到了弗里茨-瓦尔特、保罗-林茨和汉斯-海因这样的顶级球员后，施拉普纳带领曼海姆征服了整个德乙，38场比赛打进了83个球，而且多场比赛打出了大比分，在1983年升入了德国最高级别的甲级联赛，那一年施拉普纳获得了德国体育界的传统奖项“赫尔贝克奖”。
在1983-84赛季，施拉普纳的曼海姆队表现依旧出色，连续13场比赛保持不败，甚至包括击败当年联赛冠军拜仁慕尼黑队，最终取得了第六名的优异成绩，只是因为净胜球少于第五名汉堡队，遗憾与联盟杯资格失之交臂。在一次月最佳教练的评比中，施拉普纳得到了43%的投票拿到了当月最佳教练，德国足坛名宿贝肯鲍尔只得到了9%的投票，这件事后来被中国媒体炒作成施拉普纳是排在贝肯鲍尔前面的名帅。
1984年6月，施拉普纳还曾率领曼海姆队访华，夺得了“长城杯”的冠军。赛后曼海姆就想购入古广明等三名国足队员，当然在那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第二年，施拉普纳还邀请李应发和金志扬两位教练到德国曼海姆俱乐部培训了三个月，这算是施拉普纳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足球。
但是，在1987-88赛季，施拉普纳并没有帮助乙级球队SV达姆施塔特98队升入甲级，被解除主教练职务之后，他就一直赋闲在家经营自己的电器公司。
由于当年的信息闭塞，中国足球对外交流又很少，施拉普纳的具体情况都不甚了解。
1992年5月11日，在德国考察教练员的马克坚等人前往沃尔夫斯堡的大众公司总部，与财务经理本德林商谈具体的签约合同。在人选方面，德方与中方的看法一致，都比较赞同聘请施拉普纳。
王俊生在回忆录里谈到了另外一个选择施拉普纳的原因，就是“施拉普纳对中国很喜欢，他认为中国非常伟大，中国创造过世界奇迹，他很佩服中国人民，他非常愿意为中国的足球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足协在完成了与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协商、选拔教练和聘请工作之后，1992年6月18日，德国人施拉普纳来到北京，与中国足协官员见面。尽管1954年，匈牙利人约瑟夫就曾经执教过中国国家队，但一来时间极短且已经久远，二来当时主要是在匈牙利集训时期，因此施拉普纳才更算是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任洋帅。
6月22日，德施拉普纳正式到中国足球队报道。但是，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向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作报告，听众里面包括时任国家体委注入的伍绍祖和足协主席袁伟民。
中国足协按照协议为施拉普纳配备了助手，以及26名队员名单，但是施拉普纳对这些球员持保留意见，“等考察一段后再定。”
对于中国足协配备的助手，施拉普纳没有反对意见，其中，马克坚是领队，翻译是杨要武，助理教练是徐根宝和陈熙荣，古广明是助理教练兼队员，杨一民是负责运动生理测试的助理教练，李松海是守门员教练，队医是尹育华，刘殿秋负责装备等工作。
6月23日，江苏队的李红兵第一个走进训练场，但是当天应该报到的24名球员只来了14名。就这样的一支阵容不整的中国足球队在施拉普纳的带领下进行了第一堂训练课。
和卡纳瓦罗接手中国队一样，很短的时间之后，施拉普纳的这支中国队就要进了几场国际邀请赛。
6月28日，上海，“92万宝路杯上海国际锦标赛”。
结果，施拉普纳执教的头两场比赛全部失败。第一场比赛对阵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该场比赛，中国队排出的是532阵容，后卫李勇、冯志刚、黄启能、徐弘、朱波，中场是李明、李红兵、王军，郝海东和谢育新出任双箭头。
尽管蔡晟和替补上场的高峰各进一球，但是中国队还是2：3负于对手。
第二场比赛，中国队0:3完败罗马尼亚队。这与卡纳瓦罗接手中国队之后，在中国杯上连输两场的境地如此相似。
比赛后，施拉普纳大发雷霆：“上海的比赛就是一次测验，这22名队员一半不合格。我要淘汰他们，然后我要亲自去找我看中的人，我还要用欧洲职业队教练的水准对各省市教练进行培训。”
7月6日，中国队就地解散，队员们都回到原省队，中国队的教练组则回到北京准备材料。7月8日开始，在施拉普纳的带领下，中国队教练组开始筹备下一阶段训练和比赛，同时开始物色新的队员。
之后，施拉普纳大规模的轮换球队阵容，每次的集训名单都不一样，在训练中对球员们说：“要做豹子，不要做兔子！”施拉普纳的那句“如果不知道往哪踢，就往对手门里踢”，一度成为中国足球的“圣经”。
03
中国足球队的第二次集训从1992年8月4日开始到9月1日结束，期间还参加了“戴纳斯杯”东亚四强赛。
结果，中国队2比2战平朝鲜，0比2负日本，0比2负韩国，位列倒数第一。这个结果不仅中国足协管理层不满意，施拉普纳不满意，就是球员本身也不满意。
此后，施拉普纳与部分中国球员陷入了僵局，处于互相不满意的阶段。有些队员情绪不稳定，开始有离队的情况。第一个要求离队的是朱波，他不仅是施拉普纳看重的球员，而且也是队长，更是在国青队就是主力球员。
由于朱波年龄大了，其实31岁也不算大，但当时球员的运动寿命都比较短，这和科学训练、恢复、饮食都有关系。年龄一大，朱波在训练中就有时候跟不上节奏，他对施拉普纳提出，“能否对老队员照顾一下。”
这对于来自德国的施拉普纳来说，简直是不可相信的事情，这样侧面反映出中国足球当时的落后与松散。老头子当时就发火了，“在国家队没有老少之分，只有好坏之分，老队员更要带头。”朱波当时顶了一句，结果就被施拉普纳“束之高阁”，比赛不让参加，队长被撤掉，甚至队内分队比赛都没有朱波的份。
历来都是国家队“大哥”的朱波哪里受过这等“屈辱”，他很快向领队马克坚提出要离队。幸好他是向马克坚说，如果是向施拉普纳说，朱波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国家队了。
买飞机票要走的是谢育新，按照马克坚的话，“训练、比赛都不错，就是自我管理较差”。居然被施拉普纳发现抽烟、打牌，还经常外出吃饭，这对于职业足球出身的施拉普纳来说，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施拉普纳决定放弃使用谢育新，导致谢育新要买飞机票走人。
第三个要走的是江津。有次下雨天训练，国家队没场地，只能在昆仑饭店的网球场训练。江津就和其他队员一样也穿着短裤，并没有携带守门员训练服。结果，施拉普纳很生气，让江津在水泥地上练扑球。回去之后，江津委屈的不行，以为是施拉普纳针对他，而没有想到是自己不带守门员装备。
闹离队的还有蔡晟、黎兵等人，施拉普纳甚至一度不允许两人参加训练，原因是比赛不够努力。
这一系列的种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足球的环境中比比皆是，从教练员到球员都觉得很正常，但是对于来自职业足球环境中的施拉普纳来说，“中国球员缺的东西太多了。”当时的中国足球是专业足球，运动员在地方队、省队都是养尊处优的，施拉普纳用德国职业足球的管理训练方法来管理这些中国球员，他们必然不满意也不理解，因此双方互不满意的情况也必然发生。
施拉普纳最不满意的是中国球员松散的训练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业余化，因此第三次集训，他来了一次飞行集训，只有4天，共集中了15名没有参加过此前集训的球员，包括吴群立、李晓、麦超、高仲勋等人。
由于一系列热身赛的战绩很不理想，所以球迷们对中国队在即将在10月份进行的亚洲杯上的表现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中国队在第十届亚洲杯上小组赛中，1:1平沙特、0:0踢平泰国、2:1战胜了卡塔尔，以两平一胜的成绩小组出线。半决赛，中国队2：3败给最终的冠军日本后，在三四名决赛中点球击败了阿联酋队，获得第三名，这是新中国足球在亚洲的第二好成绩。
亚洲杯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让全国上下对施拉普纳更是推崇备至，认为中国足球的改革已见成效，中国足球崛起指日可待。
施大爷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新闻，199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把施拉普纳请到了现场，牛群、冯巩主演的相声《拍卖》中拍卖施拉普纳的一根头发：“施大爷的这根头发是在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足球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我们要把它永远留在中国。”
但是，这种神话般的炒作，并不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什么改变，国家队还一直处在主力阵容不能固定的状态中，而且还带着这种状态来到了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上。
1993年5月28日，中国足球队在约旦的伊尔比德对阵弱旅也门队。这是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三场比赛，在此之前，国足6：0战胜巴勒斯坦，3：1战胜约旦，这场面对弱旅也门队，中国队早已将三分加在了自己的身上。
万万没想到，全场仅有4次射门的也门队居然踢进了一球，而国足轮番轰炸却没有换来一个进球，最终0：1负于也门队。这场比赛被国内媒体成为“伊尔比德惨案”。
“伊尔比德惨案”之后，中国队又在非赢不可的“决战”中0比1负于了伊拉克队，虽然之后的四场预选赛全部取胜，还是被踢出了美国世界杯。
世界杯预选赛失利之后，施拉普纳从“神坛”跌落，条条罪状被重新翻出来，他也从受人爱戴的施大爷变成了“国际骗子”，各种攻击和嘲讽更是层出不穷。1994年亚运会之后，施拉普纳悄无声息的离开了中国。
功过与否，都已经化作往昔云烟，再多的指责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已经故去的马克坚说得那样，“当一个人红的时候，有人把他当作上帝；可一旦情况变化了，他又成了骗子。我以为这是道德水平问题，即使施拉普纳是个失败者，也不应该如此对待他。”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中国足球换了多位外籍教练员。此时的中国足球又再一次落入谷底，卡纳瓦罗也陷入了连输两场的窘境，或许这个时刻，大家应该多想想马克坚评价施拉普纳的那句话……
